鄭州大學

《光明日報》刊登我校歷史學院朱津副教授文章:中國古代帝陵的保護傳統

發布時間:2022年07月31日 信息來源:光明日報

《光明日報》刊登我校歷史學院朱津副教授文章:中國古代帝陵的保護傳統

《光明日報》2022年7月18日14版


中國古代帝陵的保護傳統

朱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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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讀史札記】?

清代學者朱孔陽《歷代陵寢備考》中記述了自傳說時代以來三百余位帝王陵墓的大致方位。除了具有象征意義的“三皇五帝陵”之外,目前經過考古證實的最早陵墓是位于河南安陽的殷墟王陵,自秦漢以降隨著文獻記載的豐富,陵墓的信息更加明確。帝王陵墓是我國珍貴的文化遺產,集中體現著歷代王朝的政治訴求、禮儀制度、社會思想以及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內涵;同時也是中國古代王朝存續的重要象征之一,帝陵的修建、祭祀和維護是國家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,對歷代帝陵的保護是中國古代固有的文化傳統。

古代王朝對先代帝陵的保護活動

漢高祖十二年,下詔祭祀秦始皇、楚隱王陳涉、魏安釐王、齊愍王、趙悼襄王等帝王,“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,楚、魏、齊各十家,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,令視其冢”(《漢書·高帝紀》),開啟了對先代帝陵的保護傳統。

曹魏時期,魏明帝規定“高祖、光武陵四面百步,不得使民耕牧樵采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明帝紀》),確立了對先代帝陵維護的主要措施。隨著司馬氏政權的南遷,北方少數民族逐漸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中,同時吸納了諸多漢晉文化傳統。北魏孝文帝在恢復祭陵制度的同時,對漢、魏、晉諸陵的維護沿襲了曹魏明帝的做法,并以太牢之禮祭漢光武及明、章三帝陵。隋朝建立后,鑒于“歷運推移,年世永久,丘壟殘毀,樵牧相趨,塋兆堙蕪,封樹莫辨”的情況,規定“自古已來帝王陵墓,可給隨近十戶,蠲其雜役,以供守視”(《隋書·煬帝紀》)。唐武德至貞觀年間,國家對上至帝嚳、顓頊,下至漢高祖修廟祭祀,將祭祀對象進一步具體化。開元年間,將歷代帝陵的祭祀和修繕活動作為國家吉禮的重要組成部分,“敕有司,所經名山大川、自古帝王陵、忠臣烈士墓,精意致祭,以酒脯時果用代牲牢”(《冊府元龜·帝王部·崇祭祀》)。

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后,建隆元年便“詔前代帝王陵寢、忠臣賢士丘垅,或樵采不禁、風雨不芘,宜以郡國置戶以守,隳毀者修葺之”(《宋史·禮志》),并根據歷史功績將前代賢明帝王分為四個等級,分別配以不同的維護和祭祀規格。開寶三年再次下詔,對周文王等二十七座被盜掘之陵,“令有司備法服、常服各一襲,具棺槨重葬,所在長吏致祭”(《宋史·太祖紀》)。明代沿襲了北宋王朝的傳統,洪武三年,“遣使訪先代陵寢”,“遣秘書監丞陶誼等往修祀禮,親制祝文遣之”,“陵寢發者掩之,壞者完之;廟敝者葺之,無廟者設壇以祭;仍令有司禁樵采,歲時祭祀,牲用太牢”(《明史·禮志》)。清代順治八年,“定帝王陵寢祀典”,“各就地饗殿行之,或因陵寢筑壇,惟元陵望祭”(《清史稿·禮志》)。

后世的維護與拜祭活動同陵墓本體形成了多時代層累的遺存風貌。北宋初年建于孟津黃河岸邊的“劉秀墳”,保存至今的還有《大宋新修后漢光武皇帝廟朝碑銘》,雖經考古證實此為假光武帝陵,只是一種歷史文化價值的“溢出效應”(韓國河:《文化認定與價值立場:考古學對歷史文獻的態度》,《光明日報》2018年6月25日14版),但證實了宋太祖詔令有司“修葺”“致祭”的史實。河南新鄭后周世宗慶陵東南約500米處發現有宋代前期修建的“陵廟”基址,封土南部殘留明代修建的“祭臺”遺跡,前有37通明清各時期的“御制祭(祀)文”碑。清代乾隆年間,畢沅任職陜西期間對境內歷代帝陵“料量四至,先定封域,安立界石”,對守陵人“資其口食”,使“古跡不就湮蕪”,目前關中大地幾乎所有的皇陵均可見畢沅所立之碑。

古代王朝對先代帝陵的保護動因

古代王朝對先代帝陵的保護主要有以下動因:

避免被后世盜掘是最為直接的原因。魏文帝曹丕目睹漢末亂局,認為“自古及今,未有不亡之國,亦無不掘之墓也。喪亂以來,漢氏諸陵無不發掘,至乃燒取玉匣金縷,骸骨并盡,是焚如之刑也,豈不重痛哉”。后來他下詔不封不樹,實施薄葬,以求“安君定親,使魂靈萬載無危”(《三國志·魏書·文帝紀》)。五代時期,溫韜“為耀州節度,唐諸陵在境者悉發之,取所藏金寶”,當時輿論斥責“此劫陵賊,罪不可赦”(《舊五代史·唐書·列傳二十五》)。王子今先生認為,雖然“守陵”“守冢”等政策的宣傳意義超過實際功效,但仍能對陵墓保護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王朝“興滅繼絕”的政治思想。《論語·堯曰》載:“興滅國,繼絕世,舉逸民,天下之民歸心焉。”承續斷絕王朝的世族,是傳統民本思想和人道主義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。歷代開國君主將前代陵墓的修繕和祭祀視為穩定民心的重要舉措。楚漢戰爭期間,劉邦將“掘始皇帝冢”列為項羽十大罪狀之一,入主關中隨即下詔予秦皇帝守冢二十家;曹丕代漢之初,便“校獵至原陵,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”;趙匡胤陳橋兵變后,“其封周帝為鄭王,以奉周嗣”,“其周朝嵩、慶二陵及六廟,宜令有司以時差官朝拜祭饗,永為定式”(《宋史·禮志》);清代順治朝,“禮葬明崇禎帝、后,復詔明十二陵絜禋祀,禁樵牧,給地畝,置司香官及陵戶。歲時祭品,戶部設之”(《清史稿·禮志》)。清朝康熙、乾隆皇帝多次赴江南,并拜祭明孝陵,致使“父老從者數萬人”,被時人譽為“足超軼百代”,基本實現了“清繼明統”“滿漢一家”的政治訴求。

充分體現對歷代賢明君主歷史貢獻的尊重。各王朝對先代帝陵的祭祀對象有較強的針對性,并非包含所有帝王陵墓。《禮記·祭法》云:“夫圣王之制祭祀也,法施于民則祀之,以死勤事則祀之,以勞定國則祀之,能御大災則祀之,能捍大患則祀之。”唐代長孫無忌、許敬宗等議先代帝王祭祀之禮,“漢高祖祭法無文,但以前代迄今,多行秦、漢故事。始皇無道,所以棄之。漢祖典章,法垂于后”,“祭漢高祖于長陵,以蕭何配”。宋太祖對歷代帝王的祭祀分為四個規格,同樣是出于對其歷史功績的考量。明太祖對祭祀對象的選擇,先是“命各行省具圖以進,凡七十有九”,隨后“禮官考其功德昭著者……凡三十有六”。

維護自身王朝的正統性。南北朝的“正統之爭”貫穿始終,南齊明帝修繕晉陵的目的便包含借此接續正統之意,“昔中京淪覆,鼎玉東遷,晉元締構之始,簡文遺詠在民,而松門夷替,埏路榛蕪。雖年代殊往,撫事興懷。晉帝諸陵,悉加修理,并增守衛”(《南齊書·明帝紀》)。另一個突出例子是清代多次對金朝帝陵的維護和祭祀。明天啟年間由于戰事不利,便認為“金朝之陵在房山”,“疑與清朝王氣相關”,于是“罷金陵祭祀,二年拆毀山陵劚斷地脈,三年又建關廟于其地,為厭勝之術”。入關后,順治皇帝認為“夫不達天命之有歸,而謬委靈于風水,移災于林木,何其誕也。金代垂祚百有余年,英王哲辟,實光史冊”,于是“祭告立碑,以志不朽”(《清世祖實錄》)。此后清帝多次下旨對金陵進行修繕和拜祭,顯示出對金朝的尊崇和認同,其中也蘊含著借以證明其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正統性的意味。

古代帝陵保護傳統的啟示

從整個中華文明的發展歷程看,歷代王朝對前代帝陵的保護與祭祀,不單單起到了維持政權穩定的作用,更重要的是對文化傳統的傳承和弘揚。中國自古便是一個多民族國家,文明的演進建立在各民族(族群)相互借鑒和認同的基礎上。帝陵的建設理念雖然呈現出不斷創新的趨勢,但核心內涵是傳承與借鑒,一方面是中原王朝所體現的“漢承秦制”“唐承隋制、斟酌漢魏”,另一方面是少數民族政權“華夏”或“中國”意識的形成,北魏孝文帝“詔遷洛之民,死葬河南,不得還北”,并親作表率,“及遷洛陽,乃自表瀍西以為山園之所”(《魏書·皇后列傳》),喪葬禮儀均參照華夏禮儀;遼代帝陵所修明殿,“若中國陵寢下宮之制”。歷代王朝祭祀前代帝陵的活動,是對前朝作為“正統”的一種認同,同時也是中華文明“講仁愛、重民本、守誠信、崇正義、尚和合、求大同”精神特質的一種體現。

隨著古代帝制的消亡,對古代帝陵的祭祀體現出新的時代內涵。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、南北議和成功,孫中山先生于15日親率民國政府各部部長及都尉以上將校拜祭明孝陵,表達對明太祖“河山再造、光復大義”的敬重,并告慰革命英靈,號召全國民眾團結一心、共建中華。1937年,在中華民族危急存亡之際,國共兩黨于清明節共祭黃帝陵,毛澤東同志親自撰寫祭文,號召建立統一戰線、共同奮起抗日。從1992年開始,河南新鄭黃帝故里和陜西黃帝陵每年舉辦的拜祖大典,是全世界炎黃子孫對中華文化認同的重要體現。劉慶柱先生認為,祭祀黃帝是對國家和民族認同的體現,對增加民族凝聚力有積極的作用。

古代帝陵不僅是一種歷史文化遺產,某種意義上也是文化傳統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之一,我們既要對帝陵本體實施科學的保護措施,同時也要重視古代帝陵的保護傳統,并對帝陵及其文化價值進行合理利用。當大眾走進歷代陵園之中,除了感受古代帝陵的恢宏、欣賞神道石刻的精美,也可以了解其背后的歷史文化,如漢武帝開疆拓土、連通西域的豪邁氣度;北魏孝文帝推行漢化、民族融合的殊勛茂績;唐太宗文治武功、四海賓服的貞觀盛景;宋太祖天下為懷、治世安民的遺芳余烈。在揭示帝陵面貌、解讀其豐富內涵的基礎上,充分闡釋其歷史價值,實施有針對性的保護措施,傳播準確而具有當代社會意義的歷史知識,有助于引導公眾更好地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。(作者系鄭州大學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副教授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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